話題不斷的韓國教育

作者:詹小洪

韓國學歷社會面面觀

韓國政府總理室宣布,今後政府和國營企、在新人錄用升職、提薪方面,不再參考當事人的學歷高低。保障所有國民都可以參加錄用考試,取消對學歷高的人加分制度。這樣一個重要的政策舉措,在韓國社會是「一石激起千層浪」。因為韓國社會患「學歷至上」、「名牌文憑通吃」久矣。

學歷社會,文憑至上

韓國同為深受儒教倫理影響的東方國家,極為重視國民的教育。「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學歷是門面、是進入上流社會的通行證」等觀念深入韓國民眾的骨隨。從下面幾個資料不難看出韓國看重教育、仰視文憑的一斑。

教育投入高。韓國對公共教育的投資占年GDP的7.2%,在有富國俱樂部之稱的經濟合作組織(OECD)30個成員國中位居第二,該組織成員國對公共教育的投入占GDP的比重平均為5.6%。近二三十年來,韓國的財政預算總支出1/5安排為教育經費。然而,更重要的是,除公共教育投入以外,韓國家庭為子女教育投入的「私教育費」(主要指各種課外補習班,各種證書考試輔導班)在2007年, 占家庭總支出的12%。韓國「私教育費」占這個國家對教育總投入的41%,而OECD國家平均僅為14%。

如今,這個不到5000萬人口的國家,4年制大學超過200所。擁有300多萬名大學畢業生。

歷年美國留學生中韓國人最多。韓國的父母只要孩子上進,有出國深造的意願,就是砸鍋賣鐵也會送子女上歐美已開發國家留學。2007年,在美外國留學生中,韓國人為10.34萬人,占在美外國留學生總數的14%。只是近兩年才被中國和印度的留學生數略為超過。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NSF)對1997年至2006年美國博士學位獲得者的本科畢業學校進行了調查,結果顯示,3420人畢業於韓國的首爾大學。這是除美國本地大學以外最多的外國大學。

就業應徵文憑優先。在韓國,無論是公務員考試、司法考試,還是各企事業單位應徵員工,在履歷表中都少不了「最後學歷、畢業學校」欄目,有些單位應徵更絕,甚至要應徵者填上「父母學歷」。那些高學歷者尤其是畢業於「首(首爾大學)、高(高麗大學)、延(延世大學)」的學子各個趾高氣揚,而畢業於不太起眼的地方大學的畢業生在職場競爭中則顯得灰溜溜的。據韓國主流媒體披露,畢業於「首、高、延」三大名校的在政府高官、大企業高管中占據非常高的比例。

收入與學歷掛鉤。在韓國社會,不同學歷的人就業收入差距不是越來越小,而是越來越大。

可以說,在韓國社會,重視學歷、文憑簡直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韓國報紙有一個針對年輕人關於成功要素的調查,結果顯示,男性認為成功最重要的要素是「學歷」,女性認為是「外貌」。

韓國學歷膨脹的苦惱

重視教育、看重文憑確曾給韓國經濟的起飛帶來了積極作用。眾所周知,韓國是個自然資源極為貧乏的國家,他們能夠實現漢江經濟奇蹟,位居「亞洲四小龍」之列,一個重要因素就是他們高素質的勞動力。按韓國領導人所說,「國民的大腦是韓國唯一的富礦資源」,「大腦產業是韓國成長的潛力」。高素質的勞動力與韓國舉國重視教育是分不開的。

但是物極必反。過分追求文憑的學歷社會給韓國也帶來了頗多副作用。

文憑造假層出不窮。2007年韓國東國大學申正娥教授自稱獲美國某名牌大學博士學位,憑著這個「名牌大學文憑」,當上了教授,還當上了頗有國際知名度的光州市國際藝術雙年展覽會的藝術總監。後來發現申的文憑是假的,這在韓國社會引起極大震動。為此,韓國大檢察廳還成立了「打擊擾亂社會信任基礎犯罪專案組」,專司學歷、文憑驗證之責。

在掃蕩假文憑措施的震懾下,一時,許多社會名流,名畫家、電視名主播、文藝明星紛紛自首,或坦白自己文憑有瑕疵,或承認自己學歷有謊報之嫌,如到國外大學進修就說成是取得學位等。其中不乏一些確實有才能的人士,當他們被問到為何偽造文憑或者謊報學歷時,大都不無委屈地說,在學歷就是實力和身分證明的社會,沒有過硬的文憑,在社會實難立足。

順便講個故事。平民總統盧武鉉沒上過大學,最高學歷只是商業高中,他透過自學獲得律師頭銜,後來成為韓國著名的人權律師。就是連盧武鉉總統這樣一個「成功人士」,在他總統任期5年內,也因缺乏名校文憑而飽受反對黨诟病。動輒批評他政策失當,原因是沒有受過高等教育。侮辱他的夫人權良淑女士,不配稱「國母」,只是個「煮飯婆」,因為她只上過國中,而歷屆總統夫人大多是畢業於韓國著名女子梨花大學的名媛。

私教育費不堪重負。按理說,在高達80%以上的大學教育透過率的國家,高中生要上大學應該很容易。然而,若想上名牌大學同樣要面臨殘酷競爭。名牌大學的畢業生意味著可以選擇好行業、大企業,比低學歷人或者普通大學的畢業生享受更優厚的收入。為了讓孩子將來上名牌大學,韓國的家長是從幼兒園開始就讓孩子進入競爭角力場,為的是不輸在起跑線上。這樣,各種類型、各種層次的課外補習班、學院就應運而生。結果是,中小學生苦不堪言,世界上能夠與中國中、小學生比辛苦的大概只有韓國了。家長花在孩子身上的課外輔導費(私教育費)就成了昂貴負擔,已經成了韓國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了。

歷屆韓國總統都稱自己要做「教育總統」,一個重要目標,就是發誓要加強公共教育,讓韓國家庭的私教育費降下來。但事實上是,從金大中到盧武鉉,再到李明博,韓國家庭私教育費有增無減。

學歷膨脹帶來的是大學生就業難。本世紀以來,韓國進入了經濟成長但就業增加有限的時代,一般情況下,韓國失業率都在4%上下,但大學生失業率是平均失業率的雙倍以上,常保持在9%左右。許多大學生為了避免「畢業即失業」的命運,透過休學推遲畢業,每天照例到學校教室、圖書館自修學習,人稱校園的「大五生」。或者透過考研,躲避就業。

大學升級熱的一個副作用是很多原基礎差升級上來的地方大學畢業生在就業市場上沒有競爭力。而濫竽充數的本科大學又太多,一些非名牌的地方大學招生就非常困難。從中國招收大學入學考試落榜或者大學入學考試成績不理想的年輕人,成了挽救奄奄一息的不少將要倒閉的韓國大學的一線生機。

人才高消費。社會上有文憑的人多了,任何用人單位應徵時,都要求應徵者學歷「高高益善」。在政府部門或者銀行、電力、郵電、石油等國有企業很多以往為高中生、職高生或者中專生、大專生的傳統職位現在都必須得是大學生了。使得本來以就業為主的中專生、職高生畢業後,高達80%的人準備考大學,專科生也紛紛準備專升本。乃至韓國有學者呼籲,政府部門、國有企事業單位、私人大企業應徵員工時,應該劃出一定比例專招高中生、職高生和中專生。

韓國總理室的政策能否使韓國社會持續數十年的文憑熱降溫,筆者持悲觀態度。因為類似的政策韓國以前也頒布過,結果往往是反而助長了韓國社會「學歷至上,文憑通吃」。

圖文摘自:韓國為什麼與眾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