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近七年以來，我一直和移民同行。”2013年冬，我從西索比亞北部一處名為赫托波里的古老智人化石遺址出發，開始用我的雙腳，重溯造就了今日人類的那段旅程：我們在石器時代時第一次對地球展開了殖民。” 我的這場漫長行走，為的是說故事。我沿著這條人類首次探索地球的路線，報導我見聞的事物。打從一開始，我就知道自己不會有一條明確的路線。人類學家認為我們這個物種是在600個世紀之前首度離開非洲，經過一大段大致是漫無目標地漫遊後，最終抵達南美洲的最南端，我這趟旅行的終點線就在那裡。我們曾是居無定所的獵人和採集者，沒有書寫系統、輪子、馴養的動物和農業。我追尋著這些被遺忘的冒險者，到目前為止已經走了超過1萬6000公里。
這一天，我正在橫越印度。
從自由自在探索的「黃金年代」演變到定居的現代，我們的生活變化之鉅，已經到了幾乎認不出來的程度。
但是，我們真的過著定居生活嗎？
根據聯合國的估計，全球超過10億人――也就是每七個人當中就有一個――正在自己的國家境內遷移或跨越國境。數百萬人是為了逃離暴力陰影：戰爭、迫害、犯罪、政治動盪。更多人設法朝家鄉外謀求紓解經濟困頓的辦法。這是一場規模浩大的新出走潮，背後原因包括撕裂了社會安全網的全球化市場體系、因汙染物而反常的氣候，還有受即時媒體煽動的人類欲念。純粹就數字來說，這是人類漫長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場離散。
我以每天25公里的速度徒步走過世界，不時和這些失根的人交會。
在吉布地，我曾與移民在黯淡的卡車停靠站啜飲茶水。在約旦，我曾在塵土飛揚的聯合國難民帳棚內與他們共寢。我接收他們痛苦的故事，也和他們共同歡笑。當然了，我不屬於他們――我是占盡優勢的步行者。但是，我和他們同樣經歷過染上痢疾的痛苦，而且多次被他們的宿敵――警察――拘留。
關於這些被放逐的兄弟姐妹，我該說些什麼才好？
飢餓、抱負、恐懼、政治抗命――遷徙的原因並不是我想探究的問題。更重要的問題是了解這些旅程如何塑造出另一個人類群體：這群人如今對「家」的概念，也包括一條開放的道路。至於你如何看待他們的到來――展開雙臂擁抱或躲在高牆後――也不是我關心的事。因為無論你的反應為何，人類再度興起的流動性都已經改變了你。
我遇到的第一批移民是群死人。他們靜臥在東非大裂谷的一堆堆石頭下面。
世界上最貧窮的人從不同的地方千里迢迢來到衣索比亞的阿法爾三角地帶，並喪生於此。這裡是地球上最熱的沙漠之一。他們走進這片煉獄般的貧瘠之地，是為了前往亞丁灣。那片海灣是離開非洲通往新生活（但不一定是更好生活）的門戶：在阿拉伯半島的城市或棗椰園從事剝削性的低薪工作。埋在那些石頭堆底下的遷徙者一定有索馬利亞人，他們是戰爭難民。另外一些可能是厄利垂亞的逃兵，或是因衣索比亞旱災而營養不良的奧羅莫人。他們每個人都冀望能悄悄穿越吉布地未標示的國界。後來到來的疲憊不堪的旅人隊伍，便草草掩埋他們的屍體。
我們像這樣葬身在非洲之角的荒蕪小徑上有多久了？從人類一開始踏上旅程的時候。畢竟，這條通道也是第一批現代人類在更新世離開非洲時所走的道路。
有一天，我撞見一群衣衫襤褸的人，躲在幾個大石塊投下的小片陰影下。其中大多是來自衣索比亞高地的農民。那些農民說，家鄉一年一度的降雨變得非常難以捉摸，待在被驕陽炙裂的田地不離開只會慢慢地餓死。還不如賭他一把，看看能不能穿越阿法爾三角地帶，就算永遠回不了家。從某方面來說，他們是一群開路 先鋒，是氣候變遷下的新難民。
世界銀行最近的一份研究估算出到2050年前，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南亞和拉丁美洲將有超過1億4000萬人因為氣候變遷帶來的災難性效應被迫離開家鄉。僅僅是在東非的道路上，可能就會擠滿上千萬的氣候難民。衣索比亞的難民數可能會達到150萬――15倍於目前每年緩緩徒步穿越阿法爾三角地帶前往中東的移民人數。
沿著大裂谷蝸步北行的我，不禁開始思考被迫離開熟悉但開始分崩離析的家鄉這件事。阿法爾與伊薩牧民間的地盤爭奪戰日漸升溫，這兩個對峙的放牧部族擁有的淺井正在乾涸，他們的牧草地正因接踵而來的乾旱而縮減。他們可以為了爭奪活下去的機會而開槍射殺對方。人類最古老的旅行也是這麼開始的。專家說，極端的氣候變化和殘酷的饑荒很可能驅動了第一批人類從非洲出走。
究竟是多強的力量，能把人推離家園、放棄所愛，把所有財產都塞在口袋裡就走入未知？這力量比對死亡的恐懼還要強大。
我在阿法爾三角地帶意外發現七具曝屍荒郊的死者。這七名男女緊挨在一起，仰面朝天躺著，在深色的熔岩原上已自然地木乃伊化。那裡的熱氣足以將人擊垮。沙漠裡的小型野狗：胡狼，已叼走了這些旅人的手腳。
在這些不幸的遷徙者中，有一位擠在一座岩棚下。他把鞋子整整齊齊地放在裸露的身軀旁，每隻鞋子裡塞有一隻小心捲好的襪子。他知道：走路的日子結束了。
邁步在各大洲上會讓你學會低頭。你開始體會雙腳的重要，並注意到別人穿的鞋子。
一個人所穿的（或甚至沒穿）鞋子會道出他的人文地理資料：貧富、年齡、職業類別、教育程度、性別、來自都市或鄉間。經濟移民――貧困但有時間規畫去哪裡的數百萬人――似乎偏好21世紀的窮人鞋：中國製造、廉價而男女通用的多功能運動鞋。相反地，躲避暴力的戰爭難民則踩著橡膠拖鞋、正式的樂福皮鞋、滿是灰塵的涼鞋、高跟鞋、破布縫製的靴子等各色鞋子踏上他們的坎坷之路，逃離烽火四起的城市、拋下村莊與田稼。他們在短暫的時間內隨手套上任何可及的鞋子便匆忙上路。我在約旦高地的難民營帳棚外，第一次見識到這樣五花八門的鞋子組合。
「我每天起床就看到這些山。」一位穿著以串珠裝飾的室內拖鞋的敘利亞奶奶撒以裡．卡勒．哈姆杜哭著說。她用骨瘦如柴的手揮向周圍陌生的群山。「感覺就像我把這些山揹在肩上。」
沉重。負擔。絕望的壓迫。山一般沉甸甸的無力感。
這就是戰爭難民被貼上的標籤。媒體上常見因戰爭而流離失所者的照片都是這樣：成列受創的靈魂在燃燒的道路上前進，或是全家擠進在地中海航行的漏水船隻。但是對難民生活的快拍――透過富裕世界的鏡頭所看見的――是片面、誤導，甚至自私自利的。
我在約旦花了好幾週時間，從一座帳棚走到另一座布滿灰塵的帳棚。起碼有50萬名敘利亞人在這裡消沉度日；敘利亞有1200萬平民因為中東最血腥的內戰而四散各地，這不過是其中一小部分受苦的人。敘利亞人無法回到他們在爭奪戰中被炸成廢墟的家，不論是伊德利布、哈馬或是大馬士革，但又沒有人願意接納他們。他們進退維谷。
許多人在農場非法打工。
他們靠採番茄一天掙 11 塊美元，勉強維持生活。當我從他們身邊走過時，他們招手叫我過去，大方地招呼我吃雇主田裡的收成。他們抖開骯髒的毯子，請我坐下來休息。
「我們在這裡唯一做的夢就是能吃上一隻雞。」一名男子這麼調侃道。他還在敘利亞時，曾為了求生吃草果腹。一座帳棚裡，有名年輕女子穿著她最好的洋裝――粉紅色帶銀色條紋――出現。她的肚子已經很大了，因為懷孕而散發的美麗光輝讓我屏息。
我想說的是：難民可能有種種樣貌，但是他們絕不是軟弱無助的。
他們不是左翼團體對難民苦難的聳動描繪中，被幼兒化了的受害者。更不是右翼民粹主義者和排斥異己者所恐懼、以戲謔方式呈現的入侵者――他們不是蠻族，要來搶奪富有地主國的工作機會、住屋、社會福利、種族身分、宗教、伴侶，或任何其他重要而美好的事物。（從新石器時代起，歐洲最早的住民就被一波波來自中亞和地中海東部的移民浪潮徹底改變。如果沒有經過那些混血，現代「歐洲人」便不存在。）
不是的。我曾與他們同行的難民中有大鬍子的藥劑師和牧羊女、商店店主和知識分子。也就是說，這是一些再尋常不過的人，只是他們有的選擇太少。憶及死去的親人時，他們會掩面哭泣。但大多時候，他們是不可思議地堅強，而且慷慨。
「先生，請隨我來。」一位敘利亞教師用土耳其語低聲這麼說，引我從難民營的教室走到室外。她的學生剛才畫了有人被斬首和吊死的畫面，這是他們接受的藝術治療一環。她注意到我陷入沉默，擔心我的感受。
後來，在往東 1600 公里的高加索，來自敘利亞的亞美尼亞難民一家人向我大喊：「拜託，不要進來！」讓我在他們破敗的家屋門外等待，他們則匆忙地擺出一桌他們其實無法負擔的盛宴。他們最近才遷入一戶亞塞拜然人的舊居。亞塞拜然是當地族群，在長達十年的納戈爾諾－卡拉巴赫衝突中被驅離這個地方。繼續走了 200 公里後，我找到了亞塞拜然人。在難民營的咖啡店裡，他們拒絕收下我該付的錢。
「我們期待和平很久了。」咖啡店主尼瑪特．胡西諾夫說。 1988 年衝突爆發前，他養了很多羊。縱然 1994 年達成過停火協議，但衝突依然持續。
家。
長途跋涉的人不一定都有機會選擇他們想穿的鞋子。
這世界上的難民和移民不求我們同情。他們只要我們看見他們。對我，他們倒是很同情，因為我必須繼續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