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對民主的黑暗威脅The Democratic is Dead ?

政客透過推特或臉書,用吸引眼球的語言來攫取注意力,不僅愛跟網紅來往,自己也成為網紅,當政治語言越來越幼稚,公共討論就越來越稀薄。

撰文=張鐵志 圖片提供=路透社

整整三十年前的1989年,有人說,「極權主義的巨人將會被大衛般的晶片所扳倒。」

這人是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他說:「我相信,比起軍隊,比起外交,比起民主國家最好的意圖,通訊革命將是世界歷史所見過達到人類自由最偉大的力量。」

幾個月後,柏林圍牆倒塌。然後很快地,蘇聯瓦解了。

「歷史終結了」,學者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宣稱。
看似一句偉大預言,其實反映了那個時代普遍的樂觀。在稍早幾年的1984年,蘋果電腦播出廣告傳遞一個訊息:有了麥金塔電腦,1984不會是喬治.歐威爾筆下「老大哥正在看著你」的《1984》,科技將成為人類解放和追求自由的工具。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這樣的樂觀更為強烈。尼古拉斯.尼葛洛龐帝(Nicholas Negroponte)1995年出版的名著《數位革命》(Being Digital)就認為,來到數位時代,舊時代的集中化權威和官僚體制將會瓦解,企業、產業和國家體制都會被徹底改變。

民眾用科技革命

進入社交媒體時代之初,人們看到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到佔領華爾街,臉書和推特如何推動了民眾革命,二十世紀末的想像成為現實。

左翼社會思想大師曼紐爾.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著作《憤怒與希望的網絡》(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中樂觀地說:「一切都是從網路上開始的。這是自主的空間,他們超越了過去壟斷通訊管道的政府和企業的控制,在自由的公共空間分享悲傷與希望,原本不同觀點或組織的個人,彼此連結對不同計畫的想像,形成了網絡。他們聚在一起,克服了恐懼──這是過去那些權力得以延續和再生產的主要情緒。從網路上的安全空間出發,不同年紀和條件的人們開始去佔領都市空間,即使彼此不認識,但有共同的目標,相信他們有權利可以書寫歷史──他們的歷史。」

只是,從1989到2019年,三十年後的現在,這種樂觀與天真似乎逐漸開始被嘲笑了。

世界在過去十年完全被社交媒體所改變,隨著科技與人工智慧的進展,西方民主也出現巨大的崩塌狀態:民主國家的公民,對於既有政治體制與政黨越來越失去信任與認同,並導致右翼民粹主義和強人興起。

2016年川普(Donald Trump)當選美國總統和英國脫歐後,更讓多本西方著作悲觀地宣稱民主將死、自由主義衰敗,或者民主已經終結,甚至西方文明出現危機。僅僅近兩年,翻譯成中文的著作就有《民主會怎麼結束》、《民主國家如何死亡》、《西方的命運》等。

一如在當代人類生活所有層面,科技既帶來了新的希望與可能,也造成黑暗與威脅,如今人們開始認識到:
● 我們以為可以成為自我表達的平台,成為傳播謊言與仇恨的工具,同溫層相濡以沫的部落。
● 我們以為可以推倒威權的武器,成為獨裁者控制人民更厲害的武器。
● 我們以為可以讓世界更好的人工智慧,卻使我們自願放棄做出更多決定。

同溫層阻礙民主

社交媒體時代對民主的傷害中最被注意到的是部落化和過濾泡泡現象──社群媒體依據使用者按讚、點擊和搜尋等網路行為,透過運算機制避免使用者看見不感興趣或不符價值觀的內容,導致處於同質性高的言論環境中。

的確,過去單一穩定的認同碎裂化,如今任何人都可以在網路上找到一小群興趣相投的社群。差異當然是件好事,畢竟民主制度就是要在差異中尋找共同點,建立對話與共識。但過去的代議民主是建立在一套穩定的利益代表制度上,不論政黨、工會或教會,但如今越來越多人不覺得這個機制可以代表他們,傳統代議政治因而失去支柱,開始裂解。

結果是社會越來越極化、對立,溝通越來越困難,而且個人認同更為原子化──選民更容易對體制反感、更容易被民粹情緒動員。偉大的政治哲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相信,極權主義的根源就是原子化的個人。

另一方面,社交媒體帶來了一個「注意力經濟」(attention economy)時代,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赫伯特.賽門(Herbert Simon)很早就說:「當資訊非常豐盛,注意力就變成稀有資源。」美國知名網路科技法律學者吳修銘(Tim Wu)在《注意力商人》(The Attention Merchants)一書中提出,從十九世紀開始的每一種新媒體形式,都會成為廣告商攫取我們的注意力並轉為賺錢的工具。在這個時代,電腦、網路和手機更是無時無刻地攫取我們的注意力。

臉書的創辦總裁西恩.帕克(Sean Parker)就公開反省過他們造的孽:「這些應用程式,尤其是臉書,背後的設計思維是:如何盡可能佔據你的時間和注意力。這意味者我們要不斷地給用戶一點多巴胺的刺激……」

注意力經濟會不斷侵蝕人們記憶、思考、決定的能力,而這些正是民主的基礎──因為個人是理性的、可以思辨的,並有反思性的。另一方面,政客透過推特或臉書發表直接而簡單的言論,即使面對傳統媒體,也可以只用吸引眼球的語言來攫取注意力。政客不僅愛跟網紅來往,自己也成為網紅。當政治語言越來越幼稚,公共討論就越來越稀薄。

民主慢但網路快

本質上,現代代議民主和數位時代的科技完全是不同時代的產物:前者誕生於民族國家與層級化的時代,為了解決那個政治秩序的問題,但後者的本質是去中心化、非地理性的。在精神上,民主的互動是緩慢的、思辨的、需要耐性的,但網路世界的互動是立即的、直覺的和情緒的。

尤其代議民主體制宣稱自己是民主,但是在現實中,政客和官僚都距離人民太遠,不可能做到完美的回應(responsive)與問責(accountable)。數位時代的網民更會感到政府太遲鈍、太沒有回應能力,因此對於體制更不信任。

結果,我們越來越厭惡傳統政治的虛假,渴望更貨真價實的東西,而網路經驗似乎提供了這種真實感與即時性。正如政治理論家大衛.朗西曼(David Runciman)在《民主會怎麼結束》中說:「代議民主憧憬它不可能擁有的東西。我們永遠受到誘惑,想要封閉存在政治中的缺口:讓它變得更真實、更有反應和更加完整。數位科技大大增加了這些誘惑。」 簡而言之,「社交網路讓代議民主看起像假貨。」

但真貨是什麼?

網路世界很容易成為一個如哲學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口中「人和人赤裸對抗的場域」。當多數人覺得自己有權利把憤怒與挫折感發洩在少數人身上,單純民主可能會變成多數人的暴政。如朗西曼所說,網路世界「是我們擁有的東西中最接近古代世界民主的一種:浮躁、暴力和授權。」

社交媒體製造出對虛擬真實的渴求,讓政治人物有了本質上的轉變:越是新鮮、直接、粗魯的語言和形象,越能讓選民覺得好像是真誠的政治人物。

「代議民主的目的原是對抗我們的認知偏見。它對即時滿足設立障礙,減慢做決定的過程。美國的創立者竭盡所能,確保人民的政治衝動會得到被設計用來糾正他們偏見的機構之過濾,這就是為什麼代議民主會那麼讓人挫折,它極少讓人心滿意足,因為讓人心滿意足不是他的原意。」朗西曼分析說。

在這個時代,民粹主義成為民主的自然體現:因為它是直接的、情緒性的、拒絕複雜答案的。

總之,社交媒體的即時迅速,讓代議民主像是類比時代的恐龍,注意力經濟時代,讓有「梗」的人受到最大注目,部落化讓選民更原子化且更封閉,後真相(post-truth)政治「雄辯勝於事實、立場決定是非」的虛偽話術與網路的操控,讓選民更難有充足和完整的資訊。都導致民眾對傳統政治菁英無感,對代議民主不信任,對嚴肅的公共討論感到厭倦。民粹主義網紅成為這個時代的最大受益者。

圖文摘自:數位時代 Issue 3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