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與電影是個長盛不衰的老話題，紐約、巴黎、倫敦這些都是代表了西方最現代文明的城市，好萊塢與歐洲電影不斷的書寫這些城市的文明與歷史。羅馬與雅典代表歐洲曠古的文明。這兩座城市即使在今日依然充滿了深沉遼遠的歷史醚味。相對照，東亞的歷史雖然與西方一樣悠久，但能夠保留下千年文明的城市卻寥寥無幾，日本的京都無疑是其中最璀璨的一顆。因為這個原因，京都自然成為日本電影的重要城市影像，小律安二郎、黑澤明、溝口健二、山田洋次，幾乎每一位日本大師級導演都曾在京都拍攝過電影，身為東京人民的溝口健二甚至一輩子迷戀京都、定居在京都。京都在這些電影中偶爾成為背景，偶爾成為主人。但不論是何角色，它永遠代表了日本的古典之美、歷史之美。這一次城市電影特企，我們將目光投向了影像中的京都，用文字與圖片的搭配書寫，與讀者一起來見證京都的千年繁華。
京都是日本最具傳統風味的歷史文化名城，從西元794年桓武天皇遷都平安京到西元1868年東京奠都，京都一直是日本的首都，所以京都在日本的地位相當於中國漢唐時代的長安。京都是在1921年開始全面進入現代化建設的，二戰的時候，因為一些有識之士的呼籲，京都幸運的成為最少被轟炸的日本城市，這使得京都與西安等中國明城有了本質的區別，它成功的將室內眾多無價的歷史文化建築保留了下來。如今要看盛唐時代的中國建築，唯有去京都觀賞。
由於獨特的歷史淵源，京都歷來都是日本傳統藝術中心地，繪畫方面，傳統日本畫一直都是京都最為發達。日本最早的美術學校京都府畫學校就位於京都。 當然由傳統日本的角度審視，京都在文化方面最值得一提的還是歌舞伎，城中的抵園作為日本最興盛的藝妓園區持續時間長達三百年，歌舞妓南座迄今仍是日本最重要的歌舞妓表演場地之一，此外，能樂、文樂等傳統日本藝術在京都也非常發達，另外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遣唐使將茶道帶到日本後，京都成了日本傳統茶道文化的中心。
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作為二十世紀最重要藝術的電影，京都自然成為電影拍攝的焦點城市。電影之於京都的重要性，可以由兩個層面來說：京都的電影，電影中的京都。簡單概括就是，京都天然的歷史景觀，為電影拍攝提供了天然的佈景，京都作為極具象徵意義的歷史性城市，文化符號，成為歷史性電影最願意表現的城市。像《末代武士》The Last Samurai的導演愛德華史威克(Edward Zwick)就是那種最典型的日本文化發燒友，京都是他最熱愛的城市，心中東方文化最具體的圖騰。
由於彙集著清水寺、金閣寺、銀閣寺、二條城等眾多世界文化遺產，京都早在上世紀二十年代就成為日本重要的電影拍攝基地，像是松竹、日活等大公司都在京都設立片廠。而作為日本五大電影公司之一的東映公司，京都片廠即是其舉足輕重的電影拍攝基地。深作欣二執導的《蒲田行進曲》就是一部非常懷舊的溫馨、充滿喜感的回憶東映京都片廠拍攝趣味的影片，觀眾可以透過觀賞這部電影瞭解當年東映攝製電影的景況。
東映太秦映畫村，又稱「東映京都電影城」。在過去，它是東映京都電影製片廠專門用來拍攝江戶時代外景的地方，1975年，它被正式改建為主題公園。遊人一走進主題公園，武士，忍者，村姑，武家屋敷，日本橋，吉原花街，馬上有穿越時空到江戶時代的感覺。在公園裡面，有著遊客普及電影知識的各種講解設施，像是專門介紹日本電影文化與歷史的「映畫文化館」、以私塾佈景的方式講解江戶時代日常生活景況的「寺子屋」、專門詳細介紹特技拍攝手法的「外景攝影棚」、專門供遊人cosplay用的「裝扮館」(遊客可以在這裡盡情過一把扮演藝妓、武士、忍者的癮)。除此以外，東映太秦映畫村會定期的舉辦一些武士打鬥的表演，讓遊客身臨其境的觀賞武士電影的拍攝過程。
東映太秦映畫村不僅保留了東映公司拍攝的所有影視作品，即使到現在它每年還要拍攝二百多部影視作品。在一些時代劇公開上映之前，往往會藉這寶地舉辦宣傳活動，最典型的如道具展、握手會等。
照電影理論家克拉考爾(Siegfried Kracauer)的講法，電影的本性就是「物質現實的復原」，京都作為一座歷史文物的活化石，對電影人來說簡直是天賜的電影拍攝地。電影中的京都常常成為一種最傳統日本化的象徵，它代表了或古典優雅圓融靜謐繁華，或老舊蒼涼保守落寞。在日本電影界有著「電影之神」之稱的小津安二郎，其戰後第一部重要作品《晚春》，就以京都作為傳統日本文化的象徵，女兒紀子只願與父親一輩子相守，堅貞執著的價值追求在現代社會顯得愈發格格不入，婚前的京都之行幾乎成為一次哀悼之旅。京都在《晚春》中展現了日本傳統文化絕美的一面，出嫁前穿著婚服矗立在鏡子前的紀子變得與京都一樣明艷動人，紀子與京都在這一刻都成了日本永恆之美的象徵。
在西方人眼中，京都常常會為一種神祕未可知的歷史空間象徵。 蘇菲亞科波拉(Sofia Coppola)著名的《愛情不用翻譯》，影片大多數是在東京拍攝，但是恰恰在京都的部分給了惘然的女主角巨大靈感，它彷彿是提供了一種啟悟。「一開始我們沒有打算在京都拍攝的計畫，但在東京的拍攝，當情節進展到某種程度之後忽然感覺要洩氣，這時候突然想到了京都。於是我們便不作他想，馬上前往京都，一見到醍醐寺的五重塔就突然有了靈感。」科波拉如此說道。
不過京都在電影中不僅僅是一種符號，一種能指，它有時候也會顯露千年繁華掩蓋之下日常的一面。比如溝口的電影就屢次拍攝京都的祉園的藝妓文化，還有市川崑的《古都》、《細雪》，對準的都是最日常的京都大阪，尤其是京都獨特的町家建築。看到這樣的建築，我們才會明白，歷史縱深的真實與驚歎。山田洋次的著名蔗民劇《男人真命苦》系列也曾多次在京都取景，或者乾脆將故事的發生地放在京都，但山田從來沒有把京都作為某種抽象的符號，也沒有把京都標籤化，他只是覺得京都會自然而然的顯露出某種氣氛，某種無法言說但卻能為電影帶來特別氣質的氣氛。